此外值得注意的是,该剧也尝试着用人物形象触及改革开放年代的独特时代背景,展现人物在大时代下的不同选择。剧中,王宪平是循规蹈矩的转业军人,杨大山则是灵活变通的流氓混混,这两种形象可以说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代表,俩人的矛盾实际上是一个贯穿该剧始终的隐喻。不过,影片并没有展现出太多改革年代跌宕起伏的一面,反而显得十分温和与柔软。例如,剧中的“小叔”王宪安作为循规蹈矩年代里的异数,早年便闯荡深圳、探索个体经济,堪称时代的弄潮儿。但在经历了多次挫折后,他最后选择回归家庭,开起了炸鸡店,过上了安稳的余生。在《我们的日子》里,面对理想与现实的抵牾,家庭是最终的归途。“如果一个歌手要进行全国巡演,北京可以说是一定会安排的一站,北京是重要的文化地标,无论从文化意义,还是受众的多少、观演意愿等各个角度来看,北京的吸引力都是毋庸置疑的。”行业观察人、《音乐先声》创始人范志辉说,这也决定了北京今年的演出场地非常紧俏,部分歌手暂时没有官宣北京场地,可能也与场地竞争激烈有关,“很多歌手都想在特殊的日子举办演唱会,比如在520这样的日子,竞争的激烈程度会相应增加。”也有业内人士预测,随着北京新工体开放投入使用,北京的演唱会也将更加丰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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